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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

时间:2015-07-27 12:59:29  来源:[!--befrom--]  作者:[!--writer--]

一身正气、廉明清正的朱熹

婺源茶院朱氏第九世孙朱熹(1130-1200),是我国南宋着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,其一生为官五十年,历事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朝,“仕于外者仅九考,立朝才四十日”。在这不算长的仕途生涯中,朱熹当官为民,不仅劝农桑,救灾荒,关心民间疾苦,自己常常“豆饭藜羹”;而且为官清廉,兴利除弊,惩办豪强,曾为反对横征暴敛多次上疏直谏而“触怒龙颜”,体现了其祟高的气节操守。

极力推行“荒政”

南宋淳熙八年(1181年)盛夏,邻近京城的浙东七州四十余县,天久不雨,水源枯竭,农田龟裂,大旱造成了严重饥荒。

是年八月,刚从知南康军任满不久的朱熹,移官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。他在上状辞免新职不许的情况下,故俟十一月入奏延和殿,“上条陈七”,对孝宗临朝二十年间灾害频仍,“水旱盗贼略无宁岁”的原因及解决办法,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。事毕,遂昼夜兼程奔赴浙东救灾。是时,朱熹“按行境内,单车屏徒从,所至人不及知,郡县官吏惮其风采”。其轻车简从的目的,就是为了“访民隐”,并因此“至废寝食”。

朱熹到任后,为解饥民倒悬之苦,他“极力讲求荒政”,迅即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:一是“初拜命,即移书他郡,募米商、蠲其征,及其至,客舟米已辐辏”。通过采用这种减免税收的办法,招引各地粮商来灾区做粮食生意。二是四处察灾情,访民隐,“视事各郡,对有不伏赈粜、不恤荒者者,皆按劾之”。

在乡间,朱熹了解到“饥饿之民,赢困瘦瘠,宛转道路,呼号之声,不可忍闻,其不免于死者已不可胜计”的民生实情,因而对“德业日坠,纲纪日坏,邪侫充塞,货赂公行,兵怨民愁,盗贼间作,灾异数见,饥馑荐臻,群小相挺”的时弊十分感慨,对敲剥百姓的贪官污吏十分痛恨。为之,朱熹在巡视各州县赈灾活动途中,每遇贪赃枉法或救灾不力的官吏和奸豪,便立即上疏弹劾。他先后奏劾了绍兴兵马都监贾佑之不抄札如实上报饥民,使二十万饥民多得不到救济粮,造成道有饿殍,弃儿哭声震野;奏劾了以“伴和糠泥”补偷盗赈济灾民官米的绍兴府差指使密克勤,认为“情理重害,不可容恕”,应该“疾速根勘监追所盗米斛,送纳入宫,庶副赈济”。对“衢州守臣李峄不留意荒政,监户部赡军酒库张大声、龙游县丞孙孜检放旱伤不实,县尉朱相不伏赈粜……皆按劾其罪,由是所部肃然”。所到之处,深得民心。

奏劾唐仲友

南宋淳熙九年(1182年)七月中旬,朱熹巡至台州境内,见台州灾情甚重,饿殍遍野,民不聊生,饥民纷纷背井离乡去乞食,满目是一派悲凉荒败的情景。经过密切体访,朱熹查明,这是由于原台州知府、时已宣布升迁江西提刑的唐仲友,因在荒年违法促限催税而造成的。

于是,朱熹对唐仲友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全面调查。民怨沸腾的百姓纷纷前来告状,所列举的罪状有:一是促限催税,违法扰民;二是贪污官钱,偷盗公物;三是贪赃枉法,敲诈勒索;四是培植爪牙,为非作歹;五是纵容亲属,败坏政事;六是仗势经商,欺行霸市;七是蓄养亡命,伪造纸币;八是嫖宿娼妓,通同受贿。面对五毒俱全的唐仲友,朱熹认为,不但要罢其官职,而且应逮捕入狱依法惩治之。为此,朱熹于七月下旬至九月上旬,先后六次给孝宗帝上奏状,弹劾唐仲友,要求严惩这样的贪官污吏。由于朱熹的一再奏劾,且所列奏状有理有据,不得已,朝廷只得罢去了唐仲友江西提刑的新任。

在奏劾唐仲友的过程中,因为当朝宰相王淮既是唐仲友的婺州同乡,又是他的姻亲,所以王淮等一批权贵竭力包庇唐仲友,“匿不以闻”。王淮曾施调虎离山之计,提升朱熹为直徽猷阁;这是朝中一种管御制文集的官职,荣誉高而又清闲,一般老臣是求之不得的。但朱熹却上表辞说:“近按唐仲友,反为所诉,虽已罢其新任,而根究指挥尚未结绝,方籍藁以俟釜诛,岂敢遽恩荣以紊赏刑之典。”这显然是向皇帝提出质问。意思是说,既然你们不惩办唐仲友,那就是说我奏劾错了,应当等待处置,我怎敢反而接受这么高的恩荣呢?接着,王淮等又玩花招,故意把罢去唐仲友江西提刑的职务,改授给朱熹。朱熹愤然拒绝接受此官职,“即日解职东还,亟具辞免”。他非常不客气地指出,这种任命等于“蹊田夺牛”,“虽三尺童子,知其不可,臣愚何敢自安,愿得归耕故垄”。这实际上是对朝廷的一种抗议。为之,朱熹坚决请辞,回武夷山潜心讲学着述去了。

朱熹六次上奏弹劾唐仲友,尽管罪证确凿,但最终结果朝廷只是收回了他的江西提刑任命,别无其它惩处。相反,朱熹本人却因弹劾唐仲友而遭到王淮一伙的诬陷。虽然弹劾唐仲友受到挫折,但朱熹不畏权势,敢于同恶性势力斗争到底的高贵品质,在南宋朝政腐败的当时,无疑是一种荡涤邪风的浩然正气,受到了正直人士的称颂。时太学中有人写诗道:“周公大圣犹遭谤,元晦真贤亦称讥。堪叹古今两陈贾,如何专把圣贤非。”后来,陆九渊也说:“朱元晦在浙东,大节殊伟,劾唐与正一亊,尤快众人之心,百姓甚惜其去,虽士大夫议论中间不免纷纭,今其是非已渐明白。”

积极“正经界”

绍熙元年(1190年),朱熹受命出任闽南漳州知州。漳州向以民风淳厚着称,但后来由于教化不利,地方官吏行奸作恶,富豪巨室横行不法,以及经界不得推行而造成的种种弊端,使古朴的民风荡然不存了。朱熹一到任,通过四处明查暗访,体察民情,决心先从更化习俗、惩治官吏腐败方面着手,来改变漳州的风俗。

首先,朱熹发布了《漳州晓谕词讼榜》,劝民息讼停争。对于官司狱讼,他一下子就判下民间讼争案件243道词状。为了防止懒官贪吏从中作奸,他特制了几个大橱放在厅堂,讼状到来,分类入橱,然后召集同官各分案件定夺。在大厅两边,设办案幕位,先各自拟判,到用餐时也只在郡厨用餐,食毕又进行各人的拟判,然后汇总,选取合理的判决。接着,颁礼教条令,禁落后风俗,“复先王礼义之教”。又首刊四经(《书》、《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春秋》)和四子书(《论语集注》、《孟子集注》、《大学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),竭力倡扬理学思想。漳州风俗,由此大变。

继之,朱熹把精力放在整顿吏治上。漳州一州四县的官员,不少是庸懒无能之辈,财赋狱讼全出于几个胥吏之手,使胥吏得以行奸残民、贪污贿赂成风。朱熹先是发布了《州县官牒》,下令各县的县丞、簿、尉必须赴长官厅,逐日聚厅议事。为防止猾吏不法行奸,朋比营私,他采取了对移法,即对分掌财赋肥缺、多年恣意侵吞财赋的猾吏,强行对换;对坐地勒索民财的州吏,给予撤换。漳浦县从事郎黄岌,有傲慢废职行为,不恤军民,他上表弹劾。龙岩县地僻山乡,无鱼盐之利,其民生理贫薄,作业辛苦,而历代官吏不究心体察和躬行教化,只知道多派人下乡骚扰,直至激发民变。朱熹立即书写了《龙岩县劝谕榜》,下令龙岩知县约束官吏,务宣教化,严守条法,不得象以前那样骚扰百姓。

紧接着,朱熹还根据朝廷令福建路监司“相度经界,条具闻奏”的公文,进行了盼望已久的“正经界”之事。他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,为正经界作深入询访,基本摸清了本州诸县税籍不正、田税亏欠、赋役不均的严重情况;于是,向安抚转运提刑提举使司上状详陈六条,全面提出了自己对正经界的看法。漳州的豪民猾吏,听到朱熹要推行经界法,霎时怨言四起。家在漳州龙溪的旁郡泉州太守颜师鲁,认为正经界会侵犯颜氏望族豪右富家的利益,也反对正经界。因此,朱熹又再催上一道《申诸司状》,痛陈拖延经界之害。在朱熹的一再催奏下,朝廷才下省札,让漳州先相度施行经界。朱熹一接到省札,就上了《条奏经界状》,就施行经界选择官吏、打量之法、图帐之法、均产之法、计产之法与废寺田产等方面,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设想和意见。同时,朱熹不顾只漳州一地施行经界必然会陷于孤立,稍有失误便会遭受谤毁,乃至身败名裂的危险,毅然在《条奏经界状》呈上后,发布了一道《晓示经界差甲头榜》。他在朝廷只同意“相度”而并未正式允许施行经界的情况下,就自将经界之事公布于众了。

正当朱熹调兵遣将积极筹划,以便一鼓作气完成经界事宜时,朝廷上下反对经界的士大夫与漳州豪右,全部联合起来与朱熹抗拒,连参知政事王蔺也支持颜师鲁反对在漳州推行经界。最后,使得这一有利于政府和细民的改革措施,终因“豪家右族,倚势并兼者”的反对和阻挠破坏,未能实行。

甘于清贫俭朴的生活

朱熹一生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,他自己曾说过,日常生活常常是“豆饭藜羹”。下面的故事证明了这一点:

南宋间七月的一天,骄阳似火,暑气逼人,朱熹利用教学之余去探望成家不久的女儿。当他气喘吁吁赶到女儿家时,已近中午。女儿见父亲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专程赶20里山路来看望自己,心里十分高兴,可同时又感到为难,因为家贫,实在难做出一点象样的菜肴来款待父亲。于是,只好烧了一碗麦屑饭,泡了碗葱花汤。

女儿脸有难色、神情尴尬地端上葱汤麦饭,望着父亲苦笑了一下。朱熹十分了解女儿家的困境,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,反而安慰女儿道:“这样的饭菜很不错嘛,吃来不仅喷香可口,可以充饥,而且还能滋补身体。”

“父亲真会开玩笑。”女儿心里很不好受地说。

“这是真的。你知道,我从小贫困,就是现在也不富裕,常常和学生们在一起烧些豆饭藜羹吃,能吃上葱汤麦饭应当说是不错了。我上你这来时,路过前面的几个村庄,见有的人家烟囱还未冒烟呢(指揭不开锅)。”朱熹一边吃一边说,并随口吟诗一首:“葱汤麦饭两相宜,葱补丹田麦疗饥;莫谓此中滋味薄,前村还有未炊时。”

 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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